《送薛存义序》是典型的文以载道。柳宗元以赠序文的形式发表了自己对“官”“民”关系的看法。华夏自古有天下为公的思想，然而确凿地提出当“官为民役”，柳河东却是第一人。

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在《送薛存义序》中更加以阐述。视百姓缴纳田税为雇佣官员为其主持公道，将二者比作雇佣关系，从而推出庸官、贪官皆如同受雇工人偷懒、偷盗的结论。可以说，柳宗元的政治思想里已经不将皇帝放在最高位上了，而是传承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体系。

国朝对于孟子的这一套理论防范之深，犹视之为洪水猛兽。太祖皇帝一度骂孟子乃无君无父之人，甚至删改《孟子》一书。然而高皇帝终究做不到满清皇帝那般干净利落，他手下的儒臣也还有着脊梁。孟子的民本思想非但没有因此而禁锢消失，反倒以闹剧丑闻为载体，流传下来。

大明的思想界，在经历了心学对理学的冲击之后，民本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江南地方甚至有人公然在街上议论：这世上原本就不需要皇帝和官员，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管好自己，为自己做主。

朱慈烺是从朝臣那里得知这些“荒诞”风气的。那些重臣会向皇帝隐瞒自己娶了小妾，会避讳自己收了多少分润，但绝不会隐瞒这些狂悖言论，只会当做谈资消遣，同时也好刺激刺激高高在上的皇帝，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照这种态势，大明就算不灭在通古斯人或是李闯手里，也会因为人民的觉醒而被摒弃。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个虚君共和，当个毫无实权的印把子。

朱慈烺很清楚世界文明的进步方向，并不打算逆潮流而动。正是因为他坚信自己顺应历史潮流，所以才有了奋起抵御满清的信心，否则早就被压得崩溃了。在他看来，以农奴制逆袭大明的开明专制，这本来就是历史的玩笑，绝不是主流。

思考这些大问题让朱慈烺更加疲惫，眼下需要的只是一支廉洁奉公的官吏队伍。他望向张诗奇，暂时放过了那些高大深远的课题，等着这个老书生的表态。

张诗奇过了一遍《送薛存义序》，隐约间觉得有些不很妥当。若说官员是老百姓雇佣的长工，那朝廷在哪儿呢？君王又放哪里？看似简单的一篇小短文，深究起来却有一道让人无法逾越的鸿沟。若是贸贸然跨过去，很可能因为步子太大扯到蛋。

若是不跨出这一步，必然是终老在书吏幕友的位置上。

“太祖高皇帝立戒石亭，勒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张诗奇不愧是积年老吏，当下扯出朱元璋这面虎旗：“正是告诫我辈，当为民仆役，不可虐民。”

朱慈烺对于张诗奇如此引申朱元璋的本意并不认同，因为他很清楚他的这位祖宗只是对民众有同情的专制者，绝没有半分民本主义的思想。然而朱慈烺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不介意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只要能够执行他的意图，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能被接纳。

张诗奇虽然没得满分，但也算表明了立场，愿意坚定走太子路线。

朱慈烺道：“汝阳县只会唯唯诺诺，至今还赖在汝州不肯回去。既然他不回去，你便去吧。明日便出令旨，等我下次路过汝阳时，但愿能见一番新气象。”

“谢殿下提携！”张诗奇兴奋地浑身打颤，拜倒在地。

大明的官与吏是两个世界。虽然二祖设计制度时，都希望有一定比例的官员能够从吏员中选任，这样可以熟知民情，又因为自己的出身而善待下民。然而到了现在，吏员三年一考，三考转官的制度已经难以落实，其本人更成了官员的奴婢仆役，可以呵斥责打。

“我再送你两个字，须臾不可轻忽。”朱慈烺站起身，命人铺纸研墨，脑中略一构思，饱蘸了墨汁，以隶书写下“公仆”两字，也无落款用印，示意张诗奇过来收取。

张诗奇凝神屏息，只觉得这两字内涵深远，而且笔力颇劲，间架有度，完全可以找人制成匾额，高悬内堂作为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