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想最初是在第一纪元末期，由一位社会学家提出来的。当时，人类刚刚掌握了原能技术，即将在空间跳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并且实现跨恒星系航行。此外，利用原能技术建造的探测器，已经发现了银河系里其他恒星系内有生命存在，甚至截获了一些智慧文明发出的信号。

也就是说，人类在当时已经知道自己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

到了第二纪元，随着越来越多的文明被人类宇航探险家发现，以及对其他文明的深入了解，这个假想得到了更多科学家的认同。关键就是，其他恒星系里自然诞生的智慧生命跟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有机体，生存环境相似，都需要氧气、水、合适的温度，以及食物都是有机物。只是，最大的相似之处，其实在基因层面上。虽然人类跟其他智慧生物的基因有巨大差别，但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构成基因的最小单元是一样的，只是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

显然，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虽然有一些生物学家认为，这是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即人类、以及其他智慧生物的基因样式是最理想的，也是最可能产生指挥的构成方式，因此在经过长期进化之后，其他构成方式全都被淘汰了，只有这种构成方式保存下来。但是生物学家没法解释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在不同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智慧生物会有如此重要的相似性。要知道，自然计划的基础是环境，即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必须适应环境，只有适应环境的生物才能生存，而不适应环境的生物都会被淘汰，因此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进化出来的智慧生物必然存在巨大的，而且是基因层面上的差别。

事实上，当时的很多发现直接推翻了生物学家的这个论点。

比如，某些文明的母星上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碳元素，而是以硫元素为主，如果是自然进化，这些智慧生物就不应该是有机体，而是以硫元素为主的简单生命体，甚至不可能获得智慧。在另外一些星球上，还严重缺少氧气，结果依然进化出了由有机体构成的生物，而且有很高的智慧。

也正是出现了这么多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现象，所以那个在第一纪元末期出现的假想才得到了更多科学家的重视。

这个假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类并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来自母星，也就是地球之外，是某个强大文明留下的种子在地球上生根发芽后结出的果实，而且银河系里的其他文明也一样。因为起源都一样，所以银河系里的各个文明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因为各个星球上的环境不同，才进化成不同的外在形态。

按照这个假想，如果能够找出所有智慧生物的共同点，就能复原“种子”，也就有希望搞清楚人类、乃至所有智慧生物的来历。

在整个第二纪元期间，人类的生物学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虽然生物学家找到了很多共同点，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即复原“种子”的研究上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到第二纪元后期，因为宇航技术更加关键，所以生物科学的受重视程度降低，获得的资源也大幅度减少。此外，黄伟成是宇航科学家，所以在他保存下来的那些科技资料中，生物科技的资料很少。因为这些科技资料曾经受到破坏，后来是黄伟成设法复原了一部分，所以生物科技资料的损失更为严重。显然，黄伟成并不了解生物科技，所以对这方面的资料也就无能为力。

杨屹找到的不是生物科技资料，而是一份社会学的资料。

这份资料没有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类、以及其他文明存在方式的原因，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说得简单一点，编写这份资料的学者认为，包括人类在内，银河系内的所有智慧生物都是创造出来的。虽然人类、以及其他文明的创造者并没有干预进化，但是肯定赋予了某种使命，而且肯定与这个宇宙存在的原因有关。按照该学者的猜测，人类、以及其他智慧生物存在的价值很有可能是突破受到的禁锢，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取得最终、也是最关键的突破。